西方柯林武德研究述评

2017年06月01日 10:50   编辑:滑稽   来源:《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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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容提要柯林武德生前在同时代的英国思想界并不彰显,其思想主要是随着遗稿《历史的观念》(1946)的出版才逐渐为世人认可。(55)杜森《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柯林武德的哲学》(W.J.van der......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讲师 顾晓伟

内容提要:柯林武德生前在同时代的英国思想界并不彰显,其思想主要是随着遗稿《历史的观念》(1946)的出版才逐渐为世人认可。二战后的西方柯林武德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与战后英美史学理论的兴起相关,早期的柯林武德研究主要围绕历史哲学问题展开,探究其在整个历史哲学发展史中的贡献;与此阶段相交错,第二阶段的研究则进一步关注柯林武德的整体思想,重点批判和清理诺克斯的“彻底转变假设”;随着柯林武德手稿的编辑出版,第三阶段的研究则更为深入,柯林武德多层次的思想面向也得到揭示,特别是作为哲学家的柯林武德受到英国本土思想界的更多关注。

关 键 词:西方历史哲学/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罗宾·乔治·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其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风谲云诡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涉猎领域极为广泛,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哲学、艺术理论、政治学等学科,在牛津大学不仅担任罗马史讲座教授,其前任是罗马史权威蒙森在英国的传人哈佛菲尔德(Francis John Haverfield,1860-1919),而且于1935年荣升温弗莱特形而上学讲座教授,后继者是分析哲学中日常语言学派的开创者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对于当今学科壁垒森严的专业化学术环境来说,这不愧为一个传奇,对于柯林武德而言,他在《自传》中则把一生的成就归咎于儿时自由的家庭教育以及牛津大学的古典人文教育。历史发展的吊诡是,与风云莫测的战争年代相对照,英国的思想界却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分析哲学运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无疑是这场运动的旗手。正是在此背景下,柯林武德被看作是“旧”时代的辩护者。直到遗稿《历史的观念》出版,他的思想才随着英国历史哲学的复兴而为世人认可。而时到今日,随着分析哲学的式微,人们逐渐认识到温故而知新的重要性,柯林武德的思想也就自然地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本文主要对《历史的观念》(1946)出版至今的西方柯林武德研究进行评述。首先,在整个战后英文世界的历史哲学发展脉络中,来叙述学者们对于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成就得失的研究;其次,围绕柯林武德的学生诺克斯的编辑意见所展开的论争,来评述学者们对于柯林武德整体思想的研究;最后,随着1978年柯林武德手稿的出现,西方的柯林武德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他的思想定位和学术成就研究越出了早先的历史哲学领域,研究社群逐渐从外围返回到本土,英国学人也逐渐认识到柯林武德作为本土思想家的重要性。

一 第一阶段:历史哲学论争中的柯林武德

以现在的眼光向前回溯,作为历史哲学最为重要的奠基者之一,跟许多经典作家一样,柯林武德提出了许多对历史研究十分重要的哲学问题,为二战之后历史哲学的复兴提供了原动力。就像杜森(W.Jan van der Dussen)所说的那样,“就《历史的观念》的接受史以及对其中观点的讨论,可以写成一整本书。这一历史不仅本身会有价值,而且也会构成二战后历史哲学史中的基本要素之一”①。如果对二战之后的英美历史哲学有所了解,就可知像沃尔什、威廉·德雷这样的历史哲学家都是通过阐释柯林武德的观点而获得声誉的。

沃尔什可能是首位对柯林武德在历史哲学史上的价值进行了总括性评价的学者,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沃尔什把柯林武德归入到像狄尔泰、克罗齐一样的唯心主义阵营,同时又与康德、赫尔德、黑格尔那样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形成对照,而称之为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一界限的划分是“从辨明他那题材的存在本身的合理性而开始”②,在英语世界,这一形式“是由历史哲学方面在语言上最为清晰而又最为深刻的作者之一柯林武德所提倡”③。

沃尔什在遵循柯林武德的道路上试图在“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寻求某种和解,并提出一种历史学中的“综合”(colligation)概念,认为对历史的解释并不能通过一种“移情”的直觉行动(intuitive act)而获得,解释过程要“隐然地参考普遍真理”④,而这就需要实证主义来提供保证。沃尔什就此标准而认为:“柯林武德的主要论纲是经不住考验的。我们以直觉的洞见一举就能掌握和理解过去的人的思想,这是不真确的。我们必须通过解释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来发现他们思想着什么,并且找出他们为什么那样想;而这个解释过程也就是我们在其中至少要隐然地参考普遍真理的过程。”⑤沃尔什对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定位,主导了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柯林武德研究。帕特里克·加登纳(Patrick Gardiner)站在科学统一化的立场上对柯林武德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反对柯林武德把历史事件分成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认为历史学家并不能通过窥视行动者的心灵而发现发生在那里的思想,柯林武德的错误在于运用“内在—外在的隐喻”(inside-outside metaphor)来描述人类的行为,而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⑥。加登纳认为并不存在一门特殊的历史学,那是因为“历史学家、科学家和常人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⑦。

针对沃尔什的直觉主义定位,艾兰·多纳根(Alan Donagan)提出了相反的解释。他批评许多柯林武德的解释者们只是关注于《历史的观念》一书中“形而上学后论”部分的“作为过去经验之重演的历史学”和“历史学的题材”章节的内容,而忽略了“历史的想象”和“历史的证据”中的论述。柯林武德在后面两个章节中“已经详细阐述了完全推论的和非直觉的历史证实理论(theory of historical verification)”⑧。多纳根结合柯林武德在考古学上的成就来论述“重演论”的内涵:历史学家为了解释过去的行动,必须重新思考(re-think)过去人们行动当中内在的思想,但这种“重思”(re-thinking)并不意味着是直觉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中“通过反复地想象性构造,并依靠证据进行修正,最终在确实的证明中得出历史知识”⑨。重新思考过去的思想只是完成历史研究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在多纳根看来,解释者们错误地将柯林武德的“重演论”描述为历史的工具方法,他认为“重演论”是要阐明历史知识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这不仅仅是方法论的问题,而且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哲学问题⑩。

沃尔什还进一步批评柯林武德把历史学的对象限定在思想本身,从而忽略了人类过往活动中情感因素的重要性。针对这种唯智识主义的(intellectualism)质疑,德雷则深入分析了《历史的观念》中“历史学的题材”这一章节的内容。他认为柯林武德所说的“思想”是“反思的思想”(reflective thought)。这种反思的活动不仅仅是作为对象的思想本身,而且是思想着思想的活动,属于第二级的思想。所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这一观点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下的那个“思想史”,“战争、经济的活动以及道德的决择同样都是历史理解所宣称的开放领域”(11)。德雷进一步认为,柯林武德对“历史思维”的论述是基于历史认识层面的论证。人类意识中包括“感知”(perception)、“察觉”(awareness)等复杂的层面,历史思维中的意识不是记忆或感知的意识层面,而是察觉到我自己在思想着,也即是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层面。柯林武德把这种“意识到我正在思维”称之为“反思”,以使之与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上的“直接经验”和“感觉”区分开来,从而得出历史知识是人类心灵的自我认识。在此意义上,德雷常常把“重演论”阐述为“历史理解”(historical understanding)理论,“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对历史理解的全部认识是为了阐明历史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的’(humanistic)的研究……它要求实践理性的运用”(12)。

如果全面探查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研究状况,必然要与这段时期整个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发生关联。我们知道,科学哲学家卡尔·亨佩尔于1942年在《哲学杂志》发表了《普遍定律在历史学中的功能》一文,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总结出一套解释框架——“覆盖率模式”(Covering Law Model)。亨佩尔以此而宣称,只有使用自然科学相类似的普遍定律,才能保证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13)。此文对分析的历史哲学产生深刻的影响,换言之,也可以说这是历史学社会科学化在方法论上的宣言书。这也使得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主题始终围绕着“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问题来展开。1957年,德雷出版的《历史学中的定律和解释》一书就主要参照柯林武德的论述,与亨佩尔的“覆盖律模式”针锋相对,提出了历史解释中的“合理行动原则”(The rationale of action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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